我国大量古籍中存在着严重的损坏和混乱。致使很多古籍失去了原来的“面貌”，给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了困难。古籍毁损、混乱的原因有自然灾害、战争、政治干扰、避讳、伪造、刻印、注释等。通过分析这些原因，希望对广大古籍读者和整理者有所帮助。
我国古籍数量之多，常被形容为“浩如烟海”、“汪洋大海”。然而，古籍中的破损、混乱现象十分复杂，很难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。戴震用《永乐大典》引用了《水经注》。他对新版进行了更正，发现新版缺失了2128个字，无意中增加了1448个字，篡改了3715个字（1）。近代学者张钰用宋本等本《资治通鉴》对清代胡克家族重印的《元刊》胡三省注本进行了修正。他发现胡译本有删除、错误、扩展、颠倒等一万余字，其中2520余字。它与历史事实特别相关（2）。笔者通过对古籍毁损、混乱现象的调查，发现了以下原因。
1.自然灾害和战争
自然灾害是指自然因素（如风、日晒、洪水、火灾、虫害）和战争等因素。风吹日晒导致石文书上的文字不完整或不清晰。例如，战国时期秦人刻制的石鼓铭文（十块，约700字）就暴露在荒野了1300多年。唐宋时期，字迹已剥落。北宋欧阳修看到的时候只剩下465个字了。清朝乾隆年间，字数已减至310字。现在仅存在272 个字符。其不完整，难念(3)。位于杭州三毛观古园林内的清漪泉，其石壁上刻有唐代题刻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上面写着“唐开成五年南越道人兴灵文钱塘县令千华道人诸葛健二十六年”，字迹清晰可见，是1990年代末发现的。由于自然侵蚀和环境污染加剧，岩石已被风化侵蚀，碑文现已难以辨认。正始二年三月出版的《魏正石三体经》，在古文字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。可惜自金永嘉年间屡遭毁坏，至唐贞观年间，已不复存在。一（4）。
战争不仅毁灭了众生，也毁灭了人类文明。《隋书·牛弘传》 隋文帝初期，秘书监牛洪上书提议开辟奉献书籍之路时，列出了书籍所遭受的五灾：“秦始皇统治时，宇宙，吞灭了诸侯，用了他的力量，不效古人，他开始下令焚书，先王的坟墓被夷为平地，这是汉族的灾难之一。王朝，即纠正秦朝的弊病，崇尚儒学，立书吏，……汉朝的典籍此时兴盛，王莽末年，军队在昌。安始，宫中书籍被烧毁，光武崛起亦如此，下车后先请雅。众人齐聚，携经携帛，抵达不远……萧县迁京时，官民扰乱，书被捆扎，制成帛袋。它在西方被收集并携带了70多年。当时正值西京大乱时期。此书为汉代三大灾难之一。魏文、汉收集经书，藏于内外三阁。郎正模书记被派去删除。丁久文.当时的评论家以其美丽而著称。金氏继承，文献尤广……属刘、石平令，圣典失传。四烦恼。永嘉以后，……金宋之际，学术林立，齐梁之间，经史更加繁荣……而侯景则渡江，灭梁，暗学经学。德厅的历史书仍然存在。萧毅据有江陵，遣将伐侯景，收文德之书，及公私典籍，送至荆州，取江表诸书。周军入郢，于外城焚毁，十人才仅收一二人。 “这些灾难导致大部分文献典籍被毁，有的留下来，不整理也很杂乱，难以阅读。
2. 政治原因
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、控制舆论、堵住人们的耳目，常常从文书入手，予以查禁、销毁。比如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建议，想要堵住儒生的嘴，烧毁书籍，困住儒生。芬于的儒家经典散乱散乱，导致现代与古代文本的文本差异很大，导致学术界存在长期的现代与古代文本之争。唐五朝的书籍除了被战争毁坏外，还有相当数量的书籍被禁令毁坏。《唐律疏议》卷九《职志》明确规定：“禁止私自持有一切玄象、器物、天文、书籍、预言、兵书、七曜历、《太一》、《雷公式》。违者罚二年”私学天文者，亦如此。乾隆皇帝下旨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严令编修官员认真审阅书籍。凡是“违规”（对清朝统治者不利）的作品都被烧毁或涂改，导致数以千计的古籍被改得面目全非。
除了大规模的查禁和销毁之外，还经常出现书籍和文章的伪造行为。例如，乾隆四十六年图明阿的一份奏疏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奏疏上写道：“臣下土明阿丘佐负责录剧本，上呈皇上，他偷偷拍照，调查戏曲音乐。昨天，臣下拟请所有与本朝有关的词句，以及宋金剧本有不准确之处的，应当按照顺序删除、修改、摘抄重印，重新制作清晰版本，一并提交。如果音乐的其余版本有曲解情节，可能欺骗无知的人，也应该这样做……”（5）从此以后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但他们不仅乱了整理了古籍的版式，还修改了古文，不仅将其藏于内廷，还授予了盛世文风……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” (6)
在国王权威严格的封建时代，文献和典籍经常因政治压力而被更改，否则作者可能会被杀害。明朝开国之初，明太祖发起文字狱，许多人因为措辞精细而被砍头。例如，浙江府学教授林元良为他人写的《谢增俸表》，其中有一句“写字会维护宪法”；北京府学导师赵伯宁为他人代写：010。 -30000，其中包含句子“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后代制定规则”（“泽”与“贼”发音相同）。明太祖认为他是在骂他是贼，于是将他全部处死。常州府教官江震为该府撰文《万寿表》，其中有一句“智慧生知识”，“生”读作“僧”；尉氏县教官徐元为本州撰《正旦贺表》，其中有八个字：“提干法坤，早铸太平”，“法坤”读作“法坤”，“昭铸太平”被视为“早失太平”。 \”，提交人也被处决。清朝对文献销毁的禁令比前代更为严厉。仅康熙年间，就有庄廷钦、戴名时、方孝标等人的案件。陛下”而不是“狴”。雍正皇帝见状，立即罢免了徐峻。 后来派人去查，在徐峻的诗集中发现了两首诗：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翻书？”评论家说，“清风”指的是清朝。就这样，徐峻犯下了诽谤罪。法庭的罪孽夺去了他的生命。
3.避免禁忌
陈元老师在《万寿贺表》中说：“民国以前，任何文字中都不允许直接写当代君主或他所尊敬的人的名字，必须用其他方法来避免，这就是所谓的”。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习俗，它始于周代，发展于秦代，盛于唐宋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避讳之词，宽严要求不同。”以避讳盛行的宋代为例，宋钦宗皇帝赵寰为了避讳，四十九为避宋高宗赵构的忌讳，不得使用“欢”、“恒”、“万”、“万”、“万”、“万”、“元”等字；有五十个字。句、句、句、批判、句、够、角五个字不能用！王立奇在《宋卷十六》《明书》 43 《南山集》 《滇遊纪闻》 4《史讳举例》 《杜集校文释例》 《清人避讳改字》 5中说：“胡灭民，复乱”。玉句草堂的原作是《盗灭人还乱》。这清朝是忌讳改字的。宋代第7卷《有感五首》第三部分《八哀诗》《胡七胡纵横》，《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》胡七改为贼齐； ……同一个胡字随意变，原来是土匪。一为贼，一为边。”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少数民族，又忌讳“胡”字，所以当时的文献不得不改这个词。类似的词还有“”明、鲁、夷、狄”。这样的改动不但失去了本义，而且失去了本来的面貌，造成各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。
改字之忌，遍及经史。改经者如“桑羽泄，桑泄，桑泄，乃绁袢，使民泄忧”。 (7)泄原名泄，因避唐太宗之名。改变历史的如《全唐诗》“孔熙读吴王夫差时事，废书叹曰：‘所谓龙若不能画，必化为狗’”，（ 8) 狗本应是老虎，但后代却避之唯恐不及。李渊祖父李虎的忌讳，改变了孔子的话。又如李白诗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昔日绣衣无荣光，今夜与君对酒，暂借东山月光送君泉明”。整夜尽情地歌唱。”全明其实就是圆明，这是为了避免李渊的忌讳而改变的。
对中国这一“特长”的回避，给文学经典带来了混乱，主要是在写作方面。它对文本造成的混乱程度比其他原因更为严重。
4. 伪造
顾炎武在《送韩侍御之广德》卷二中说：“古人喜欢用自己的书冒充别人的书，现代人喜欢用别人的书冒充自己的书。”伪造的目的有三个，要么是为了牟利，要么是为了澄清自己。观点，或利用古代名人来提高自己或教派的价值。伪造的方法有： 1、伪造丢失的证件。比如汉成帝时，张霸伪造了《一百零二章》，冒充《日知录》。他以此赚钱，被汉成帝聘为郎中。 2. 假装自己是作者。比如，《古文尚书》托付给神农，《本草》托付给黄帝，很多魏书托付给孔子，很多占卜书籍托付给东方朔、郭璞。他们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，希望能够被广泛流传。 3. 改造。 《叶德辉》卷七《内经》说：“明代人刻书的习惯不好，刻书后常常改名。如唐代刘素的《书林清话》和冯孟祯的《雕刻改为《大唐新语》。”梁启超在《唐世说新语》中说，伪造书籍的种类可以概括为10类：1.完全伪造； 2. 部分伪造； 3、无原书却是假书； 4、本来有一本书，但丢失了，所以是假的； 5、内容不全是假的，但书名是假的； 6、内容并非完全虚假，但书名是假的； 7、书的内容和书名并非全是假的，但书名是假的； 8、旧书被窃取、分割而伪造； 9. 伪造之后又出现伪造； 10. 伪造比伪造更好。
可见，伪造不仅导致文字错误，更严重的是导致全书、整篇文章、书名、作者的混乱。张之洞曾说过：“百分之一的真伪，就是古书的一半”。 (9)张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，但也清楚地说明了古籍上假书的严重后果。
5、因刻制、校对、标注等原因造成的错误
古籍在抄印、校对、注释过程中造成的混乱是最广泛、最复杂的。
在雕刻、印刷技术发明之前，人们主要依靠复制来占有、保存和传播文献。在复制过程中，难免会因为原件存在问题，使复制者无法辨认，或复制者粗心，或复制者技术有限，而导致损坏。葛洪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引用一句谚语说：“一书三文，鱼成鲁，帝成虎”，反映了代代相传的古籍腐败现象。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：造成腐败、造成脱离、造成演化、造成崩溃。
自唐代出现雕版印刷以来，流传的文献典籍日益增多。与此同时，书籍也开始大规模商业化，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刻版。雕刻师或书法家偷工减料，例如删除文字（甚至章节），造成古籍混乱。周晖谈到了当时王景功和宋慈道都担任三组评委的事。 ”辞道将家藏唐诗百余首，请景公挑选最好的。景公签下，让群臣抄写。群臣每次都写得长篇累牍。随意剪掉……这一代传下来的副本都被牧民删除了。”又如明代的书籍刻画风格极为宽松。建阳版画虽多，但因校勘粗糙、纸墨较差而受到当时学者的批评。强烈批评。郎英在《抱扑子·遐览》中说道：“我太平已久，旧书甚多，此乃大幸，可惜被建阳书店毁了。盖民专营利，当我遇到各省的好书，听说价格高，即使重印，卷册目录都一样，只是章节省略了很多，让人不知不觉……”《清朝鲁》 《心源》《七修类稿》卷一《仪顾堂题跋》，他对明朝肆意篡改古籍的行为说了这番话。“明代的书法手稿大都如此，所谓刻书、写死人，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。”
往往由于编辑人员缺乏严谨、审慎的态度或由于编辑人员水平的限制（如不必要的删除、补充、补充和更正）而出现更正错误。王念孙在《六经雅言图辨跋》中列出了“因为不熟悉而贸然改字”、“因为不认识借字而贸然改字”、“不考文意就贸然改字”、“贸然改字以合韵而非真韵”等文章；陈元《读淮南子杂志书后》列举“望盖”、“望天”、“望邑”及“误解元代用词”、“误解元代用语”、“误解元代名称”文章比如“系统和原文修改错误”都是这样的例子。顾炎武在卷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第18卷“其他文字”一节中说：“山东人刻《日知录》和李易安《金石录》‘绍兴年2宣庄元旦’，不知其来历。 ‘庄月’《后序》，并修改为‘牡丹’。”清代黄庭坚在《:010—30000》中说：“妄改之病，在唐宋以前，严守师教，未曾闻过。它起源于明代，盛于齐、镇。” 《尔雅》和《第六弘溪文钞·校书说》、《汉魏丛书》、《稗海》中的所有书籍都被分割和合并，句子被删除，文字被改变，所有古代文字记录都没有完全丢失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此书陈元老师用原本及本校补刻《说海》，发现谬误13000余处。可见，校对是一把双刃剑：既能砍掉错误的东西，也能砍掉正确的东西；一方面可能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错误，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新的甚至更大的错误。腐败。
校对错误卢书祥在《秘籍》中指出“标点符号是整理古籍的第一步”。如果句子断词错误，课文的意思必然难以理解。中华书局标点版《元典章》 43页《有粮米可吃，无段马》。 (10)“段”、“马”字旁边有专名，中间有句点，被认为是两人的姓氏。不知“段”是形容马缓慢行走的样子。又如中华书局1982年残片，第《整理文献的第一关》页，第72页：“旁边有一家酒肆，名叫仁和酒，在京城有名。”一家酒肆怎么能叫“仁和酒”呢？不合理。应读为“旁有酒肆，曰仁和，酒名京城”。又如，1934年，时代书局出版了《归田琐记》，由刘大杰批注，林语堂校对。句子切分存在很多错误。其中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几个句子的正确标点应该是：“色借日月烛绿黄，借眼色无常。声借钟鼓，借孔窍”。枯竹，借……”然而，标点版错误地写为“色借，日月借，烛借，眼色借声，钟鼓借，枯借。”竹孔……”易笑其慷慨，被鲁迅嘲笑为“借钱一塌糊涂”。 (11)
为了方便同时代或后人阅读和理解，古籍中错误地添加了注释。然而，正如清代段玉裁所说：“着书难，注释书尤难”。在注释过程中，由于作者自身原因，难免会出现无意的混乱。例如，陶渊明《袁中郎全集》“善读书，不求深奥”。这是一句众所周知的话。 “好学不求深”是什么意思？《广庄》 三种不同版本有三种注释方法：一是“不求太深奥的解释”；二是“不死板透彻，力求自己解释清楚”；另一种是“只是寻求了解书的精神”。 (12) 是非对错让读者不知所措。又如《五柳老师传》中：“和谐者，亦是野心奇特者”。他说：‘彭迁南明夜，水击三千里，飞升者九万里。六月了。 “‘息’字被很多人解释为‘休息、停止’，这是不恰当的，正确的解释应该是‘风’。另外，有些注释者（特别是古人）在引用别人的著作时，不注明自己的名字。” 《古文观止》中经常出现的张、周、马等人是谁，这让普通读者感到困惑，虽然这不被认为是注释错误，但实际上造成了古籍中的混乱。
古籍毁损、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、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警惕、谨慎。我们既不应该完全相信也不应该完全不相信他们。当阅读古书遇到困难时，应考虑到这些原因。这将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为古籍的修正做出贡献。
参考：
(1)刘琳，《古籍大全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第1版，35页。
（2）刘琳，《古籍大全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第一版，35页。
（3）高尚举，《古典文献学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第1版，22页。
（4）孙钦山，《中国古代文学简史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第1版，118页。
（5）王立奇，《元明清禁小说戏史料》：乾隆四十六年，土明阿走奉命查处《元明清小说禁词》。戏剧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第1版。第117-118页。
（6）鲁迅，郄节亭散文·病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3年第1版，149页。
(7)钱大新，史家斋杨心路·史经避讳改字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83年第1版，61页。
（8）陈渊，《历史禁忌事例·不谈禁忌研究的后果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7年第1版，72页。
（9）张之洞，《张之洞全集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第一版，9796页。
(10)刘琳，《古籍大全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第一版，75页。
(11)高尚举，《古典文献学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第1版，280页。
(12)刘林，《古籍大全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第一版，228页。
来源：《庄子·逍遥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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